日本人笑中国垃圾分类做的不好但现在中国的垃圾突然不够用了
时间：2026-07-15 10:40:41
以前，很多人喜欢拿日本的垃圾桶来嘲笑中国。 他们说，日本人可以把垃圾细分成几十类，而中国人连最基本的分类都做不好。日本德岛县上胜町甚至因为能够把垃圾分成45类，被很多人当作环保典范。 这种比较曾经非常流行。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个明显的变化出现在我们身边：街道上的垃圾越来越少，垃圾处理设施越来越先进，而曾经轰轰烈烈讨论的垃圾分类，似乎也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。 于是很多人产生了疑问： 是不是中国已经不需要垃圾分类了？ 是不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已经可以替代居民分类？ 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。 深圳罗湖，有一座一百多米高的山，最近正在被一点点挖开。 但这座山里面埋着的，并不是什么矿藏，而是几十年前留下的垃圾。 挖掘机翻开的土层里，露出来的是塑料袋、破旧织物，还有多年堆积后凝结成块的污泥。 这些东西，来自1983年至1997年之间。那时候，人们把垃圾一袋袋丢进这里，然后覆土填埋。多年过去，植物重新覆盖表面，在地图上，它看起来就是一片普通的绿色山体。 可实际上，这座山的肚子里，藏着400多万吨垃圾。 它就是深圳玉龙填埋场。 玉龙填埋场1983年启用，1997年停止填埋，2005年正式封场。如今，这座沉睡了二十年的垃圾山，被重新打开。 为什么要把一座已经封闭多年的垃圾山重新挖出来？ 顺着这个问题，又引出了很多人心里的另一个疑问： 当年那么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，为什么后来好像没人再提了？ 如今的玉龙填埋场，已经被一座巨大的绿色天幕覆盖。 这顶天幕跨度达到280米，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填埋场治理天幕系统之一。 天幕下面，山体覆盖防渗膜，地下铺设复杂管网。一方面持续抽取填埋产生的沼气，另一方面向内部输入新鲜空气，加速垃圾稳定化处理。 中兰环保技术负责人赵文阀表示，这是他们解决邻避效应的关键技术。 所谓邻避效应，就是居民希望社会拥有垃圾处理设施，但又不希望这些设施建在自己家附近。 玉龙项目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长期矛盾。 现场，挖掘机调度员陈锦国坐在驾驶室里，对讲机不断传来指令： 三号区域膜已掀开，往东南平移两米开挖。 几十台机械同时作业，雾炮车不断喷洒除臭剂，每天有五六百车次渣土运输车辆进出这里。 那些重新见天日的塑料袋，有些甚至比现场不少工作人员的年龄还大。 与此同时，在地球另一端，日本德岛县上胜町，曾经是中国讨论垃圾分类时最常被引用的案例。 这个小镇将垃圾分成45类，并很早提出零废弃宣言。 相比之下，当年的中国家庭，一个垃圾袋里可能混杂着剩菜、塑料、纸张和各种生活废弃物。 那时候，垃圾分类被更多地理解成一道关于文明素质的考题。 分不分类，似乎代表一个人有没有公德心，有没有资格被称作文明人。 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，但在当时确实很难完全反驳。 后来，网络上出现了一种很有爽感的说法： 中国技术已经强大到不需要分类了。 但如果认真分析，这个说法并不准确。 住建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张黎曾明确表示，可回收物占生活垃圾总量的20%到30%，应该成为垃圾分类工作的重点。
垃圾分类并没有消失。 它只是从公众视野里的宣传活动，逐渐变成了整个垃圾处理产业链中的基础环节。 真正的变化，比简单一句技术替代分类复杂得多。 2010年，全国只有119座垃圾焚烧厂，每天焚烧处理垃圾约9万吨，占无害化处理比例约两成。 这是清华大学金宜英提供的数据。 而到了2024年底，全国正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已经达到1137座，每天实际焚烧垃圾达到115.8万吨，焚烧处理占无害化处理比例提升到78.1%。 按照住建部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，202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约2.59亿吨，而填埋已经退居非常小的比例。 短短十四年，中国垃圾处理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。 从119座焚烧厂，到1137座。 这些巨大的垃圾处理设施背后，有一个当时看起来完全合理的判断： 未来垃圾一定会越来越多。 2010年，摄影师王久良拍摄纪录片《垃圾围城》。 他花费两年时间调查北京周边400多座垃圾场，镜头里是一座座包围城市的垃圾山。 那个年代，垃圾围城几乎成为全国性的焦虑。 人们认为，城市不断扩张，消费不断增加，垃圾就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。 但今天，这个词已经很少出现在新闻里。 深圳深能环保东部电厂，就是这种变化的代表。 这里每天处理5100吨生活垃圾。 垃圾燃烧产生的烟气，会在850摄氏度以上环境中停留两秒，使有害物质充分分解。 实际检测中，二噁英排放最高仅为0.004纳克/立方米，而国家标准是0.1纳克/立方米。 垃圾进入炉膛，最终转化为电力，产生的灰渣还能用于道路建设。 看起来，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高效。 但新的问题出现了： 垃圾焚烧厂太多了。 E20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，近两年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平均产能利用率只有约60%，全国约16%的处理规模利用率不足一半。 行业内部出现明显分化。 有些企业产能吃紧，例如瀚蓝环境产能利用率达到119%。 而另一边，一些焚烧厂却长期处于吃不饱状态。 据证券时报等媒体转引，光大环境2024年年报也提到，行业垃圾量缺口持续扩大。 于是出现了一些看起来非常奇怪的现象： 过去，人们担心垃圾太多处理不了。 现在，一些地方开始为了寻找垃圾而发愁。 有些地区甚至开始跨市调运垃圾。 河南鹤壁部分焚烧厂负荷不足，只能从周边城市运输垃圾，甚至从老填埋场中挖取垃圾补充。 烧了这么多年垃圾，竟然开始抢垃圾。 不过，这里有一个容易被误解的问题。 不同机构的数据看起来存在矛盾： 住建部数据显示，全国运行焚烧厂平均负荷率达到88.7%，新华社调查认为这一水平处于合理区间。
而E20研究院数据显示，项目级平均产能利用率约60%。 到底哪个是真的？ 其实两个都是真的。 因为统计口径不同。 88.7%计算的是已经正常运行的焚烧厂，关注的是这些厂目前烧得是否充分。 而60%计算的是所有项目，包括刚建成尚未达产的项目，以及一些规模较小、垃圾来源不足的县域设施。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认为，垃圾不够烧主要在部分地区出现，原因包括规划规模偏大，以及村镇垃圾收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。 这种区域差异非常明显。 山东拥有102座焚烧厂，广东拥有97座，而青海、西藏各只有1座。 东部地区可能存在设施闲置，西部地区却可能存在处理能力不足。 这其实是两个方向的问题，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垃圾不够或者垃圾太多。 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焚烧厂吃不饱？ 第一个原因，是建设速度过快。 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垃圾焚烧设计能力已经达到每年3.88亿吨。 但同一年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约2.59亿吨。 2024年，全国运行焚烧炉2138座，其中有107座一年停机时间超过一半。 最典型的例子是陕西咸阳。 当地一座焚烧发电项目设计日处理能力1500吨，但咸阳主城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只有约800吨。 设备按照未来规划建设，而垃圾量按照现实产生。 中间出现的差额，就只能让设备等待。 华北电力大学新能源发电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陆强认为，这属于超前投资的伴生现象。 但真正有意思的是第二个原因。 陆强提出，解决方式之一，恰恰是推进垃圾分类。 为什么？ 因为垃圾分类能够提高进入焚烧炉垃圾的质量。 生活垃圾中的湿垃圾，包括剩饭剩菜、果皮等，含水量非常高。 如果这些东西被提前分离出去，剩余进入焚烧炉的干垃圾含水率下降，热值提高，燃烧更加稳定，同时污染物排放也会减少。 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： 垃圾含水率每降低1%，低位热值大约提高158至175千焦/公斤。 E20研究院负责人潘功表示： 垃圾分类一方面提高了焚烧垃圾热值，另一方面也确实减少了进入焚烧系统的垃圾数量。 上海就是明显案例。 推行垃圾分类后，干垃圾处理量同比下降接近两成。 北京2021年前四个月，日均垃圾清运量环比下降6.36%，这一减少量相当于少建设两座日处理3000吨的垃圾焚烧厂。 不仅如此。 热值提高后，炉膛温度也会上升，部分情况下甚至需要减少投料，以保持稳定运行。 所以，垃圾分类带来的变化，并不仅仅是垃圾少了。 更准确地说：
它让垃圾处理系统运行得更加高效。 到这里，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。 垃圾分类并没有失败，也没有消失。 它只是从一场强调个人文明的社会运动，变成了现代垃圾处理工业链上的第一道工序。 它负责控制含水率、控制热值、控制处理效率。 它不再需要天天被宣传，因为它已经变成基础设施的一部分。 就像地基一样，很少有人注意，但整个建筑都依靠它。 那么，我们家门口分出去的那袋湿垃圾，最后去了哪里？ 2024年，上海每天清运干垃圾约1.7万吨，同时分离湿垃圾9000多吨。 相比2019年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实施前，湿垃圾增加约七成，干垃圾减少约17%。 这些湿垃圾最终去了老港。 上海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每天可以处理1000吨湿垃圾。 它们先经过分拣、制浆、除杂，然后提取油脂。 这些油脂经过深加工，可以制成生物柴油。 剩余有机浆液进入厌氧消化系统，微生物将其转化为沼气。 沼气净化后，可以用于供热和发电。 厌氧处理后的残渣，则成为黑水虻的食物。 老港基地养殖约5亿条黑水虻幼虫，每天可以消耗50吨经过处理的湿垃圾残渣。 幼虫成长后经过加工，可以成为饲料蛋白来源。 长期以来，中国优质蛋白饲料大量依赖进口，而昆虫蛋白正在成为替代鱼粉的一种新方向。 整个老港基地，就像一座巨大的资源转换工厂。 垃圾在这里被燃烧、发酵、提炼、转化。 十几类设施组合运行。 按照规划，到十四五末，这里每天将处理两万吨固体废物，其中超过四分之三能够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。 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垃圾场。 它更像一座工厂。 一袋剩菜，可以变成油、气，甚至养活虫子，最后成为鱼塘里的蛋白饲料。 整个过程中，没有任何一个环节靠道德驱动。 每一步，都是经济账和技术账。 那么，日本真的比中国先进很多吗？ 这一点其实也是查资料时最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。 日本大约拥有1000座垃圾焚烧设施，是全球最依赖焚烧处理垃圾的国家之一。 2021年度，日本整体垃圾回收利用率大约只有两成左右。 而上胜町这种垃圾分类做到极致的小镇，回收率可以达到八成。 居民确实把垃圾分得非常细。 那些分类标签和不同垃圾格，并不是摆设。 但最终，大量垃圾依然需要进入焚烧体系。 真正的区别在于：
日本更多依靠居民提前分类，然后进入处理系统。 中国则更多依靠后端工业化处理能力。 两者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： 城市每天产生的大量垃圾，最终必须找到出口。 回到深圳玉龙填埋场。 首先需要说明，这座垃圾山被挖开，并不是因为焚烧厂缺垃圾，需要从这里找燃料。 行业里确实存在一种方式叫翻烧陈腐垃圾，即把老填埋场垃圾挖出后筛分，再进行焚烧。 但玉龙并不属于这种情况。 因为垃圾填埋超过五年后，很多陈腐垃圾已经失去焚烧价值。 浙江龙港相关项目曾测算，每立方米陈年垃圾开挖治理成本超过500元。 挖出来，并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治理。 玉龙填埋场重新打开，主要是两个原因。 第一个，是环境问题。 填埋多年后，地下仍存在沼气、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风险。 而如今，这里周边已经居住着十多万人。 第二个，是土地价值。 1983年填埋时，这里还是城市边缘。 四十多年过去，深圳快速扩张，这里已经进入城市核心区域。 那么，为什么现在才有能力处理？ 因为整个产业链已经成熟了。 挖出来的垃圾，有地方去。 现场附近500米处，就建设了筛分车间。 整个处理流程包括五段： 两级滚筒筛、两级风选，以及磁选。 每天可以筛分6000吨垃圾。 最终得到三类物质： 腐殖土用于绿化； 无机骨料用于制砖； 塑料和织物等轻质可燃物送往焚烧发电。 项目预计，这座垃圾山可以筛出约33万吨轻质可燃物，发电约1亿度。 这些电量足够2.6万户家庭使用一年。 截至2026年3月底，这座山已经完成超过100万吨垃圾筛分，超过四分之一的物质重新变成可利用资源。 四十年前被埋下的塑料袋，四十年后重新被挖出来，最终变成了一度度电。 而治理完成后，这片区域将释放约30万平方米集中连片产业用地。 按照规划，2026年内完成开发，未来这里将布局人工智能、生命健康、数字经济等产业。 一座曾经埋藏垃圾的山，最终可能成为新的产业空间。 这或许就是垃圾处理真正的变化： 过去，人们面对垃圾，想的是如何把它藏起来。
现在，人们开始思考，如何让它重新进入资源循环。 垃圾分类没有消失。 它只是从口号，变成了城市运行背后看不见的一条生产线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